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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学校长 从“职务”到“职业”
2012年12月28日16:27 来源:人民日报

  7月9日,即将迎来110年华诞的北京师范大学正式“易帅”,新任校长董奇在就职演讲中庄严承诺:在担任校长期间,做到“四个不”,即不申报新科研课题,不招新的研究生,不申报任何教学科研奖,个人不申报院士。董奇表示,要把100%的精力用于学校管理,要用“整个的心”去做“整个的校长”。这样的承诺,并非首闻。去年年底,因为承诺担任校长期间“不申报新课题”、“不新带研究生”,湖南大学新任掌门人赵跃宇一度成为焦点人物。这一次,董奇将“两个不”扩展到“四个不”。而且,这些要求不仅提给自己,也提给了全体新一任学校领导班子。

  从湖南大学到北京师范大学,在向世界一流大学迈进的过程中,我国许多高校已经开始将大学校长从“职务”推向“职业”的探索。

  选材

  不再局限于学术权威,公开选聘打破上级任命惯例,从专家向教育家转变

  其实,近一年以来,我国高校探索大学校长从“专家”到“教育家”的轨迹已经清晰可见。

  2011年底,我国首次面向海内外公开选拔两所直属高校——东北师范大学和西南财经大学的校长,教育部明确要求,“熟悉高等教育规律,有较丰富的办学治校经验”是必要条件。

  几乎同一时间,山东大学校长徐显明退出“学术道德委员会”再度引发关注。此举直指我国高校以行政为中心,校长、处长、院长几乎掌握学校的所有学术与公共资源,而普通教授、教师却处于弱势位置的尴尬现状。有媒体评论:“大学校长不一定是学术权威,大学校长的行政权力要服务于学校之学术,这才是根本。”

  2012年2月,清华大学陈吉宁接任顾秉林担任校长,将大学校长到底应不应该是“学术权威”的讨论推向高潮。很多人惊诧于陈吉宁非“院士”的身份,因为人们似乎已经习惯了我国最知名学府的领路人,一定是学术大家,甚至是学术领军人物。

  但中组部给予陈吉宁的评价,已呈现出我国大学校长选材风向标的改变——“头脑清醒,思维敏捷,治校办学理念清晰,创新意识较强,有国际化办学视野”。果然,上任之后,陈吉宁以其先进的管理理念、清晰的学校规划思路,给当时的质疑者吃了一颗定心丸:这个校长,虽然不是学术权威,但却是一位懂管理、善管理的管理者。

  从这一系列事件中,大学校长“职业化”的轮廓正日渐清晰。大学校长首先应该是“学术权威”的概念在逐渐淡化,以往我国大学校长多从学术精英中选拔的方式正在逐渐改变,具有国际视野和丰富管理经验渐成大学校长的必要条件,公开选聘也已经打破完全由上级任命的状况,成为大学校长人才选拔的重要方式。

  职责

  做“将军”而非“家长”,懂教育、懂管理,带领团队搭建人才发展平台

  中国的大学校长很“累”:学术上要做“带头人”,科研课题要领军,博士硕士要逐一教导,接待应酬一个不能少,长远规划与短期任务一个不能丢……

  北京大学原校长许智宏曾做过比喻: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大学校长就像一位运筹帷幄的将军,主要职责是制定学校发展战略,吸引“精兵强将”,获得充足经费;而中国的校长更像幼儿园的老师或家长,所有问题都扛起来。

  据了解,耶鲁大学现任校长雷文上任之后,就再也没有带过一个研究生、博士生,没有挂名领衔做过一个具体的科研项目。对于大学校长的职责,他给出了明确的阐释:对任何一所大学的校长来说,压倒一切的目标,是吸引和培养第一流的师生。

  不久前,中国民办教育协会副会长陈登斌表示,“如果校长沉浸在学习、科研,他根本就没有时间和空间去思考整个团队的建设。一个校长,要有想法去打造好自己的团队,带好自己的团队,想方设法去创造人才发展的环境和平台。”

  而多年前,在第一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时任柏林工业大学校长库茨勒就提出,“为了使校长能把所有的精力集中在工作上,柏林州的大学教育法禁止校长在任期内从事任何教学和科研。”当时,我国很多高校校长均表示:“校长职业化是世界性趋势,也是大学现代化管理的需要。”

  几年来,专家们渐渐达成共识:从大学校长的岗位性质看,并不要求校长是一流的学者,而更要求校长人选具有三方面素养——懂教育、懂管理、有较强的社会活动能力,在这个基础上,如果是某个领域的一流学者,那是锦上添花。以此要求校长,才有可能使校长安心教育管理事务,以教育家的情怀办大学。

  黄冈师范学院党委书记程水源曾指出,现行体制下的大学校长,职务化特征导致其官本位意识浓厚,在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二元结构中,行政权力一直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并支配、凌驾于学术权力之上,这使得学术发展和学校管理之间经常发生内耗。而职业化的校长更利于形成独立的治校理念,提高自主、竞争和敬业意识,淡化教育行政色彩,可以改变过去管理模式单一、办事效率较低、缺乏社会参与、社会支持面窄等问题,从而更好地发挥大学校长在大学发展中的关键作用。

  定位

  大学校长是服务职位,需要遵循职业规则,而不应具有任何特权

  大学校长职业化,尽管已经渐成共识,但在实践中,理念的接受依然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

  在不久前的首届世界未来教育论坛上,国家督学、北京十一学校校长李希贵提出,“将教育视为服务业,将教育工作者视为服务提供者,对于许多中国的教育者和教育管理者来说,接受起来是需要过程的”。

  而就在董奇的就职演讲中,他明确提出了“服务”的概念——大学校长是一个全职的岗位,是一个服务的职位。“目前大学管理的难度和复杂程度前所未有,不但8小时之内需要全身心投入学校管理工作,8小时之外也需要认真思考和谋划学校的改革发展。”

  “提倡大学校长职业化,重点是要强化职业观念。”程水源指出,“大学校长的任职业绩不仅要得到上级主管部门的认可,更要接受市场的检验。因此,现代的大学校长要摒弃过去的职务观念或‘官本位’思想,真正认识到,校长就是一种社会职业,需要遵循所有职业都应遵循的规则,而不应具有任何特权。”

  与此同时,给予大学校长职业化之后的切实保障也是必要条件。有专家表示,“我国尚未建立大学校长职业化的高等教育制度。同时也缺乏对大学校长履行职务的有效保障制度。”很多人在担任了大学校长之后,还不愿放弃科研岗位的职务,认为唯有保持学术不间断,才可在卸任校长后仍有立身之本。

  为此,有专家指出,应该建立完整的职务保障制度,包括履行职务时及离开职务后的制度保障,让大学校长以管理、经营、服务大学作为自己毕生为之奉献、引以为豪的事业。 (赵婀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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