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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与《唐吉诃德》之比较

http://edu.dahe.cn 2007年04月11日 17:04   来源: 天涯社区   
  《红楼梦》是中国古典长篇小说的最高峰,而《唐吉诃德》则是西方现代长篇小说的开山鼻祖。勿庸置疑,二者虽然诞生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文化背景之下,却存在根源上的共同之处。因为文学乃是一门艺术,而艺术追求在审美层面上无限接近最高境界。

  在中国,小说一词的本意是野史,即无法得到权威部门证实、认可的历史。而在西方,小说刚刚诞生的时候,带有传奇或故事的意思。但是随着文学理念的不断发展,无论东西方,小说最终都演变成了同一模式。即:小说以刻画人物为目的。

  一、宗教比较

  《红楼梦》受佛教尤其禅宗的影响非常大,而《唐吉诃德》诞生于十五世纪天主教的大本营西班牙。但二者都不是宗教题材的作品,纯粹宗教题材的作品,如明代李渔的《玉蒲团》,便是试图诠释“尽显何生相”这一佛教命题。或者如歌德的《浮士德》,探讨基督教关于人的罪和救赎。

  1、对宗教本源的认可

  佛教的两个基本观念,即因果和轮回,在《红楼梦》里都有淋漓尽致的表现,尤其体现在宝黛之间爱情和命运上。两人爱情的成因,表面上看来源于前世的一段小小缘分,宝玉的灌溉使得黛玉得以生长。而在更深的层面,来源于两人天生的灵性相投。无论如何轮回,二人都脱不掉天生灵性的深深烙印。宝玉天生对美有敏锐的感悟力,并且十分崇拜埋藏在幽僻中不为人知的美,他天生对柔弱事物心存眷恋。现世的宝玉毋庸多说,前世的宝玉亦是如此:他十分敏感地发现了绛株之美,然后精心灌溉她。而黛玉则是一位孤独者的化身,无论前世或是今生。她身上蕴涵者无穷无尽的美,却不愿为人所知,只是等待一位知音前来发现自己。现世的黛玉亦无需分析,前世的黛玉更是如此:她生在荒僻的石缝中,异常柔弱,却灵性非凡。

  具备这样的因,那么二人一旦相遇,果便自然产生。

  《红楼梦》中关于佛教的探讨,远非因果和轮回,它涉及到佛教中无数精深的观念。可惜存世的《红楼梦》只有八十回,尽管后世做了很多努力,想要探讨出《红》的完整面貌,但残缺就是残缺,无论如何探讨,都无法弥补残缺。所以未能窥其全貌,不敢妄言。

  而《唐吉诃德》深受基督教影响,其中尤其强调回归基督教的基本起点,反对罗马教会和西班牙宗教裁判所所强加在基督徒身上的种种桎梏。西班牙是十五世纪天主教的第二心脏,尤其以宗教裁判所最为残酷。《圣经》上明言,上帝在造人的时候,早就在每一个人心中都种下了寻找神的种子,亦即每一个都可以凭借自身的努力去通往神灵。但是天主教教会断绝了普通信徒与神之间的联系,信徒无法读到《圣经》,只能由神甫告知《圣经》究竟如何。信徒也不能直接与神产生联系,他们都只能到教堂去向神甫忏悔。而生在桎梏最严重国家的唐吉诃德,试图冲破罗马教廷的重重障碍,直接寻找上帝。但唐吉诃德只是一个普通人,没受过多少教育,他的思想有限。于是他凭借另一种方式:匡复游侠精神,试图寻找上帝。

  唐吉诃德所有的行为,都源于对某个神圣事物的崇拜,这个神圣事物究竟是什么,他并不知道。他只是凭借自己的本性:对妇孺的关怀,对美和高贵品质的向往,不断身体力行地进行探求。实际上,是他自己想要越过重重壁垒通往上帝。因为耶稣说过:神爱世人,神是世人的奴仆。而基督徒追求活出神的性情,成为神在地上的彰显。于是唐吉诃德决定去爱人,去做人的奴仆。

  唐吉诃德无疑是位路德的呼应者,在遥远的西班牙和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站在一起。

  2、对宗教外壳的质疑

  《红楼梦》中,多次直接或间接涉及人们在宗教场所搞下流活动的场面。以及宗教活动场所中到处充斥的黑暗人心以及黑暗等级。最集中体现在智能儿对秦钟说的一句:“救我离了那火坑。”

  曹雪芹对宗教外壳不仅是质疑,甚至达到了否定的态度。但他从不因为人们对宗教利用宗教外壳进行俗世的交易,便否定宗教。他的宗教情节十分浓厚,最集中体现在那对行踪飘忽的一僧一道上。其中的基本原则,即是佛教的原则:佛是开悟了的众生;众生是没有开悟的佛。成佛者或得道者,不过是在思想和智慧上达到了某种高度,并非一些供人崇拜的偶像。他对有些人利用偶像崇拜和宗教仪式,来愚弄世人,满足自己卑鄙的愿望,可谓深恶痛绝。

  在《唐吉诃德》中,也多次提到天主教会以及极端宗教组织耶稣会的诸多宗教迫害行为。很多人披着宗教外衣,行事却完全背离宗教。以至于塞万提斯也下意识地质疑宗教外壳存在的必要。但是出于西班牙残酷的宗教裁判制度,塞万提斯不能将这些思考提到前台。无论东方还是西方,许多人都一直在思考宗教外壳的问题,但是苦于当时的环境,他们的思想无法摆到前台,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也是在宗教环境相对宽松的北欧才得以实现。

  在对待宗教外壳的态度上,曹雪芹比塞万提斯走得更远,一方面因为佛教本身的宗教壁垒,远远低于基督教。另一方面,也是佛教传入中国之后,被曲解和被践踏的程度比基督教在西方更甚。

  二、人文比较

  中国并非没有人文主义,但是数千年来礼教的势力过于强大,使人文主义的生存空间被畸形压缩。礼教自汉代董仲书定型之后,历经两千年不断演变,变得越来越刻板,越来越凶残。

  在中国,历朝历代都有许多追求人性解放和人文关怀的追求者。他们追求破除以礼教为代表的一系列反人性观念。譬如晋代的陶渊明,唐代的杜牧,明代的徐渭……到了清朝中叶,满清利用以文字狱为代表的高压政策,和汉人自己的礼教,双管齐下对汉人进行残酷的思想压制,以维护自身的统治地位,人文主义的空间进一步被压缩。但即便在重重压制之下,中国的人文主义精神一直在不断向前。

  陶渊明意识自己是一个人,作为一个人应该具备起码的良知和社会责任感;到了杜牧那里,开始意识到作为一个人,应该有自主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力;再到徐渭时代,庶民不服从的精神正式上升,哪怕这种不服从会带来一生的窘迫。而曹雪芹笔下的《红楼梦》,则是中国古代人文主义的集大成者。

  西方的景况与中国迥然不同,在西方,存在一个古典人文主义的黄金时代,即古希腊、罗马时代。基督教兴起之后,罗马教廷迅速把持了对基督教的解释权,神权高度膨胀,发展到中世纪,神权成为压制人性的决定性力量。而十四世纪的文艺复兴,又重新高举人文主义大旗。但丁《神曲》的问世,标志着文艺复兴开始;又被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菲尔迅速展开。《唐吉诃德》也是文艺复兴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西方不象中国,有十分浓重的人文主义基础,虽然被教会压制了千年,但一旦某一点被冲破,就势如破竹不可阻挡。文艺复兴不是简单地复古,而是在广泛吸收古典主义精髓的基础上锐意创新。所以文艺复兴之后,西方结束古代而进入近代。而中国的近代史,还要从鸦片战争开始算起,不仅晚了四百多年,历史的精髓也完全由西方传入。

  1、自我意识

  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存在一个漫长的自我被束缚的历史阶段。但西方人的自我曾经兴起过,而中国人的自我,一直都在苟延残喘。

  贾宝玉和唐吉诃德,都是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里程碑式的人物形象。二者都具备与当时社会格格不入的自我意识。但是贾宝玉是位知识分子,身上保留着中国传统文人的许多特质。而唐吉诃德则不能称为知识分子,他剽悍气浓厚,勇武的斯巴达精神在他身上得到延续。

  在贾宝玉身上,陶潜、杜牧、徐渭的精神不仅得到延续,而且在总体上进一步发展。宝玉的认知,已经达到了对当时整个社会全盘否定的高度,不仅否定当时的礼教和价值观,甚至直接否定君权。考虑到当时残酷的文字狱,曹雪芹对这些思想写得很含蓄,尤其是对君权的否定。他只是通过诸如宝玉对“文死谏,武死战”之类君主高于一切的思想的否定,来否定君权。在明末清初之际,黄宗羲就一针见血地对君权来了一次彻底否定。否定君权,势必导致“主权在民”的启蒙思想,因为既然权力不在君,那么必然在于和君相对的民。但是《红楼梦》的前八十回中,没有明显出现这种民主思想的痕迹。只是在探春对大观园的改革中,提出了一套与民主制度相伴生的经济模式。即变国家垄断经营为自主经营,而中国古代,以一个“家天下”的君主代表天下,经济生产也带有浓厚的国家垄断色彩。

  作为一名具备强烈自我意识的人,当贾宝玉认知了这一切,他必定选择自我,成为一名反叛。虽然曹雪芹的《红楼梦》只有前八十回传世,但仍旧可以通过蛛丝马迹得出,贾宝玉最终抛弃了他在思想上已经背叛的社会,自己给自己选择了一个悲剧的放逐。

  唐吉诃德在思想的高度和深度上远不及贾宝玉,他的观念十分简单,他要做一名游侠。但其自我意识丝毫也不亚于贾宝玉。他知道自己不能当一个简单的附庸品,他要追求属于自己世界,并为追求这个世界,进行了无数探索。由于唐吉诃德的思想有限,他的探索也并不复杂,只是一次又一次重复着一名理想中的游侠应该做的事。

  2、人文关怀

  世上绝对没有这样一个人:心中缺乏人文关怀,却被奉为优秀人物。人文关怀有两个方面的突出特征,一是对弱势群体的体恤;二是对优秀人物所遭受不平待遇的心灵震撼。《红楼梦》以及其中代表人物贾宝玉,更趋向后者,而唐吉诃德则偏向前者。

  贾宝玉并非单纯的所谓“娘娘腔”,只爱和女人搅在一起。他对柳湘莲、蒋玉涵的情谊,丝毫也不亚于那些女孩儿们。他不是存在所谓的“性别歧视”,只不过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男性掌握着绝对主导权,他所排斥的是主流价值取向而非性别。也就是说,贾宝玉只好到主流社会之外去寻找,自然也就找到了一大堆女孩子。而在男性中,能够引为知己者,仅柳、蒋二人而已。

  唐吉诃德不同,他是一位战士,他为心中的美好和神圣去战斗。铲强除恶、扶贫济困。在中古的欧洲,游侠被称为圣骑士(Platin),一边行侠仗义,一边传播上帝的荣耀。他更关注的是弱势者的命运,他也从不试图去主动结交权贵,我们翻遍整部《唐吉诃德》,发现所有被他引为知己的人,都出自民间和下层。

  造成这样的差异,其中有部分原因来自二者出身和社会地位的不同。但根源还在于思想者和行动者之间的个性差别,或者说“文”与“武”的差别。贾宝玉思考得太深,难免成为一名孤独的人。而唐吉诃德思考不够深入,自然容易深入到下层民众中去,与他们同呼吸,共命运。

  3、情感

  康德最推崇理性,但康德最重要的一部著作却是《纯理性批判》。人不可能没有情感,一个人修为的所能达到的高度,取决于他情感的身后程度。

  在一个情感被桎梏和荒弃的时代,拥有情感的人尤其重要。正如在一个英雄匮乏的时代,英雄人物显得更加重要。

  在贾宝玉和唐吉诃德之间存在一个非常明显的共通之处,那就是对女性的崇拜。西方历来有崇拜女性的传统,所以唐吉诃德对女性的情感并没有多少出人意料之处。而贾宝玉则完全不同,在中国,女性历来处在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地位,直到曹雪芹横空出世,才提出崇拜女性的观念,曹不愧是一位开山鼻祖式的人物。但是可叹数百年一闪而过,曹的观念至今没有多少人乐意接受。

  但是贾宝玉和唐吉诃德崇拜女性的方式又完全不同。贾宝玉到女性身边去寻找精神慰藉,而唐吉诃德则敬而远之,将她们奉为遥不可及的天人。在对待女性的态度上,唐吉诃德是十分简单的崇拜与被崇拜的关系。而《红楼梦》里,则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思考角度。

  《红楼梦》中,中国传统礼教所崇尚的贞洁被彻底抛到一边,所谓的德、容、言、工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双方的情意。曹雪芹对那些肉体上的来往十分开放,这一点完全和传统礼教相悖。但曹将情意的地位上升到了一个近乎绝对的高度。在《红楼梦》里,经常出现用一些贬义词来赞扬某人的段落。譬如评价贾宝玉的两首《西江月》。而《红楼梦》中,警幻仙子对宝玉的评价是:意淫。这是对贾宝玉的最高礼遇。可见,曹将情感视为摧毁束缚,解放人性最有力的武器。并且为此着力塑造了一位和小说有些挂不上钩的人物尤三姐的形象。

  没有情感也就不能称为人,没有人性的解放,也就没有进步的动力。

  4、知行合一

  世间万事,皆知易而行难。作为一名有着强烈自我意识的人,知行合一是人生一大追求。

  在知行合一方面,贾宝玉似乎远逊于唐吉诃德。当自身利益受到威胁时,贾宝玉往往选择保全自己。最典型一次是与金钏儿打情骂俏时被王夫人发现,宝玉把可怜的金钏儿扔到一边,自顾一溜烟跑了。他这位视女性为知己的人,居然眼见着女性因为自己缘故要饱受摧残,仍首先考虑保全自己。这大概是中国传统文人的通病。

  唐吉诃德则迥然不同,他有诺必践。譬如许诺给桑丘的总督宝座,他从未忘记。他和贾宝玉的最大差别,就在于贾宝玉总在思考外部世界究竟是什么样子?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而基本不想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也就不去思考当自己面对世界的时候,应该怎么办?他总在幻想着一个女儿国温柔乡而忘记了世界。唐吉诃德是位行动家而非幻想家,他先决定该怎么做,然后照着自己的想法去行事。唐吉诃德几乎称得上一位绝对的知行合一者,他的信念异常强烈。以至于外部世界在脑海中发生了幻化,出现风车、贵妇人的情妇等等虚幻的事务。

  宝玉和唐吉诃德之间差异的原因有很多,首先是佛教的出世情怀与基督教的入世情怀之间的差异。其次,宝玉还是位孩子,脱不掉孩子的软弱和胆怯;而唐吉诃德完全是位成年人,他的肩膀比宝玉硬许多。再次,宝玉是位思想者,而唐吉诃德是位行动者。思想者因为考虑的问题太多,所以做到知行合一更加困难。而行动者因为想法单纯,更加容易做到这一点。

  虽然《红楼梦》只有残缺的前八十回,但从中可以推断:随着年龄渐长,经历了更多的刻骨铭心之后,宝玉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至于这变化究竟如何,也许除了曹雪芹谁也不知道。

  唐吉诃德的信念最终崩溃了,他追求知行合一,最后发现自己竟然什么也不知道,既然没有认知,那么一切行动都是沙上筑城。

  三、意境比较

  每一部真正的宏篇巨著,其中所蕴涵的美可谓包罗万象,纷繁复杂。能够将读者带入一个什么样境界,乃是这部文学作品艺术价值最关键的评判标准。

  1、神境和人境

  虽然《红楼梦》比《唐吉诃德》晚了两个世纪,但《红楼梦》属于东方古典文学范畴,而《唐吉诃德》属于西方现代文学范畴。

  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古典文学大多有一个显著特点:运用许多近似于神话、传说,将人的现实生活空间于神界、魔界、天地、星辰、前世今生混淆为一体。这样的手法,处理不好就会变成装神弄鬼。中国的古典小说,一般都难逃装神弄鬼的命运,哪怕《水浒传》,都脱不了这种气息。唯有《红楼梦》,完全脱离了神鬼怪诞,利用神话色彩,营造出一个五光十色的迷离世界。因为只有曹雪芹一人,对宗教的理解达到了深层次,得了那些上古传说的精髓。其余都只停留在表面,只不过利用宗教、神话外衣来包装自己。

  所有民族都在流传着一个关于远古时代的传说,说在上古,存在一个灵性等级比当今社会更高的社会。在中国古代小说家中,只有曹雪芹能够理解,这些上古传说乃是有人在不停追求心灵升华的表现,或者说有人渴望心灵升华。所以《红楼梦》中的神话色彩完全脱掉了妖气,变成了某种心灵追求的体现。

  《红楼梦》虽然在写人,但读者却不由自主被带入一个脱离俗世的空灵神境中。这是红楼梦艺术成就最重要的一个体现。

  而《唐吉诃德》完全相反,它之所以称得上一部现代作品,正因为它将笔头直指人心,避免了种种曲折。所有的人物,无不都沾染着浓厚的世俗气,包括唐吉诃德自己。身处文艺复兴大潮的塞万提斯,一直试图通过人自身的心理需求,来诠释人的所作所为。唐吉诃德和桑丘以及所有其余人物的所有遭遇,都可以归结为荣耀感、责任感、现实利益、虚荣心、好奇心、恶作剧等等人间的儿戏。他试图通过对人心理的揭示,找到神在每个人心中都种下了寻找神的种子的答案,从而与天主教会一直宣扬的只能靠上帝单线提升人内心的理论。这是和马丁.路德改革同气连枝的一次大胆突进行动,通过认知人心来寻找上帝。

  是以《唐吉诃德》完全是一个人的世界,喜怒哀乐,活蹦乱跳。塞万提斯追求的是真实的人心空间,所以他所创造的境界,是一个完全属于人的境界。

  2、柔境与刚境

  或曰:《红楼梦》有些脂粉气;《唐吉诃德》有些刀兵气。一个是聚在一起琴棋书画,儿女情长;一个是操起长矛闯荡四方,邦国天下。一个锦衣玉食;一个风餐露宿。一个剪不断的纠葛;一个是轰轰烈烈的抗争。一个纷繁复杂;一个干净利落。

  二者分别代表了东方式和西方式艺术境界的最典型,但是在二者之间,存在一个共同的最大疑问:人究竟应该怎么活着?柔或者刚,只是艺术所表现出的不同外在形式,而非艺术所追求的根源。

  3、两种所谓的“病态”

  无论曹雪芹还是塞万提斯,都不得不面对一个可悲的现状。数百年之后,人们对二位作家仍旧怀有很大的戏谑心态。

  唐吉诃德至今仍然是众口嘲笑的对象,人们用“唐吉诃德”一词来形容闹剧,形容无知和可笑。没有几个人能够明白《唐吉诃德》的高贵精神:不顾一己之力的淡薄,欲挽狂澜于不救的信念。人们总是在说:“这事又不是你一个能办到的。”然后根据这个逻辑,阻止自己或他人去追求应该追求的事物。他们因为看到某种希望在短时间内得不到实现,便放弃希望。以至于仍在追求的人,都变得象唐吉诃德一样孤单,一样沦为笑柄。

  而贾宝玉包括林黛玉,同样也不是个笑料而已。人们不理解他们的精神追求,以及他们内心丰富细腻的情感,便对她们加于嘲笑。其中尤以贾宝玉沦为“娘娘腔”的代名词。

  在法律上,“精神病”一词的概念非常广泛,由于无法用寻常人的思维方式去解释某些人的犯罪动机,法律便滥用“精神病”一词。在小说读者中,这类情况也大同小异。

  唐吉诃德生在开放的西方,他身上的强烈开拓精神,便是来源于开放和多元化。一个开放的社会总是在不停地和外部发生沟通与冲突,然后在沟通与冲突中不断完善自我。因为一个开放的环境下,每个人都能接触到无数新事物,不同的人也能够迅速找到同气联枝的知音。所以开放社会发展得更快速更合理,更五彩斑斓。

  所以唐吉诃德能够在潜移默化中吸收到各种各样适合自身个性的新思维,用这些思维方式支撑自己走上游侠之路。

  宝黛则生在封闭的中国,封闭会产生某种病态的倾向。因为封闭社会里,存在一个一统的价值取向,任何新生事物,都要收到这个价值取向的残酷压制,变得弱不禁风。宝玉和黛玉之所以变得如此柔弱,并非曹雪芹的审美取向是柔弱甚至病态的柔弱。而是在那个社会环境下,二人找不到可以实现自身生命的救赎之路,也找不到可以沟通的对象,他们只能在被压制中苟延残喘,甚至乞求某种垂帘。之所以流露出“病态”,一个是因为开放而亢奋得过了头,另一个是由于封闭而忧郁得过了头。

  四、表层形式美比较

  一件真正的艺术品不可能脱离形式美,形式美是一个载体,只有形式美的存在,才能在审美上达到更深的层次。

  1、结构

  《唐吉诃德》虽然属于现代小说的范畴,但在结构方面,却不如属于古典小说的《红楼梦》严谨。在结构上,《红楼梦》更现代而《唐吉诃德》更象古典。

  现代长篇小说通常存在一个动态的背景,即小说的背景在向着某个趋势发展。譬如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以1812年卫国战争为背景,整个背景都在向着拿破仑的溃败发展。又如海明威的《丧钟为谁而鸣》,以西班牙内战为背景,一直在向人民阵线失败,法西斯上台发展。现代小说的一个特征,便是把人物放在社会洪流中,人物形象随着背景的发展不断发展,最终各自走向自己的命运。

  《红楼梦》是一部具备上述特征的小说,它的背景启示着整个中国社会因为封闭,最后走向精神崩溃的结果。社会越是濒临崩溃,对自身内部所产生的新生力量,就越是桎梏。满清属于异族统治,又是中国历史上皇权最为集中的一个朝代。统治者一面散布“康乾盛世”的功德,一面实行残酷统治,整个社会空气一片窒息。《红楼梦》这样一部具有相当现代意识的小说,诞生在这样一个时代,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说明在数千年极权垄断、思想桎梏的中国,民族精神从未死去。

  《唐吉诃德》的结构要显得单薄得多,它有点类似于《西游记》,存在一个静态的背景,只是在不断进行着场景变化,人物形象在其中不断重复。又带有《一千零一夜》的影子,事件中套着事件,一牵扯,就牵扯出长长一大串互不相干的故事。文艺复兴毕竟是在一片文艺的千年废墟上进行重建,鲜有可以借鉴之处。不象中国古代,文艺虽然一直相对低迷,却一直在不断发展。

  2、戏剧性

  古希腊拥有空前发达的戏剧艺术,戏剧对西方文艺的影响根深蒂固。所以西方艺术非常强调戏剧性效果。而中国的戏剧诞生则要完了数千年,并且一直被当作某种上不得台面的娱乐方式来对待。所以中国的文艺中缺乏戏剧性。

  《唐吉诃德》秉承西方艺术的优秀传统,善于营造强烈的对比效果,矛盾冲突不断。小说的情节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作者刻意为唐吉诃德找了一面镜子:桑丘,与他结伴而行。桑丘和唐吉诃德在形象上完全对立。他毫无精神追求,只图眼前利益,甘于庸碌不思进取,但他又拥有机智的头脑,敏锐的判断力,油滑的处世态度。他所有的特点,都是唐吉诃德的一个反面。让这样两个家伙结伴而行,自然到处充满戏剧性。

  《红楼梦》则绝然不同,它的情节进行得十分缓慢,基本找不到局部的戏剧性冲突,甚至类似于日常记事,很难在两段情节中找到必然的因果联系。但《红楼梦》一直在含蓄地强调一个大的、全局性的戏剧性冲突,即宝黛两位新生思想的代言人和整个社会的冲突。并且,《红楼梦》中找不到任何一对在形象上可以作为参照的人物,每个人都是他自己,而非围绕其他人物而生。这是一种极具现代意识的创作思维,完全脱离了古典。

  3、语言风格

  《红楼梦》的语言风格属于典型的中国风格:追求简约、流畅。因为中国人习惯于读短句而不习惯长句。而《唐吉诃德》的语言风格,因为笔者不通西班牙语,是以无从论述。虽然语言风格属于形式美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出于翻译的缘故,只好将它放在一边不再妄加评论。

  结语

  21世纪初,《唐吉诃德》被评为人类文学史上最好的长篇小说。而《红楼梦》也是中文长篇小说中至今无法超越的高峰。虽然时间已经过去数百年,现代人的审美角度发生了变化。但审美角度的变化,不等于过去的作品就要过时。有人认为那些远去的经典已经不存在多少审美价值。只有那些现代作品,才是好的。不妨设想一番,若是古人读了当今的诸多现代作品,他们会觉得那里头有多少审美价值呢?

责任编辑: 黄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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