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记者林露
今年，“着力解决中小学生课外负担重问题”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减负”话题再度进入公众视野，引发了两会代表委员、广大家长的热烈讨论。
北京大学教育财政所2017年调查显示，全国基础教育阶段学生的课外补习总参与率高达47.2%。另据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负责组织实施的中国教育追踪调查，从2014年开始对全国20个省、112所初中、近2万名初中生及其家长的调查结果显示，“小升初”超过四分之一的学生有择校行为。
“以前说学生课业负担重，现在谈学生课外负担重，但这些都只是表面现象。”作为长年扎在教育问题中的研究专家，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谈现象时习惯于单刀直入，直指问题核心。
扎堆报课外培训班、疯狂择校、赶场似的参加竞赛……这些都成了让教育工作者和家长焦虑又无可奈何的教育难题。谈及当下的中国教育，储朝晖认为，揭开种种表象，中国教育其实存在三个需要正视的问题。首当其冲的就是缺乏专业的评价系统。上述的种种乱象都跟没有专业的教育评价直接相关。
北京大学教育财政所2017年调查显示，全国基础教育阶段学生的课外补习总参与率高达47.2%。另据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负责组织实施的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从2014年开始对全国20个省、112所初中、近2万名初中生及其家长的调查结果显示，“小升初”超过四分之一的学生有择校行为。
没有专业的评价，中小学生到底应该学什么、学多少就成了“无解”之题。“目前，对于全体学生使用的都是单一的评价——考试分数作为评价依据。因此，出现了所有学生都顺大流做同样的事的景象：都在报课外班、都在择校。”储朝晖说，结果，孩子学习负担更重了，家长经济负担更重了。
“用一个标准来评价学生，大家就会争先恐后去选择那个可能取得更高考分的学校，于是农村学校空了，城里学校大班额了，衍生出了一系列短时间内难以解决的问题。”储朝晖表示，我们有必要建立有责有权、相对独立的专业评价系统来解决以上问题。
储朝晖接着分析说，第二个则是教育管理的问题，目前学校管理服从的是行政指令。当年，梅贻琦管理清华大学，经常说的三个字就是“吾从众”。从众就是依从大家的意愿办事，依从的主要是两个群体——教授和学生。
现在学校管理的逻辑却倒过来了，大家按照行政指令管理学校，校长、教师成了被动的教育工作者，疲于应付多如牛毛的红头文件。储朝晖认为，学校管理的对象是人，管理的第一个依据就是人的成长发展的需求。其他依据还包括社会需要、行政部门的指令。
储朝晖曾经做过调查发现，各地中学一年接到上面的红头文件从四百个到一千二百个不等。学校要落实这个那个文件，还要接受检查评比验收，结果弄得学校没有太多精力放在学生身上，没办法开展正常的服务学生成长发展的工作。
“第三个问题是，目前整个教育生态被破坏了。”储朝晖分析说，现在，村里学生去镇里，镇里学生去市里，市里学生去更大的城市，甚至去国外留学，又引发了低龄留学带来的诸多的问题。现在整个教育生态不平衡不充分，产生的最关键的一个原因就是教育管理问题，即学校主办方是一个有层级的单一主体。
有层级的单一主体，会把学校对应于行政的不同层级的不同单位，这个学校是村里管，那个学校是乡里管，有的是县教育局管，还有的是市教育局甚至更高级别的教育行政部门管。由于学校获得资源的能力不一样，社会地位、政策等各方面也都有差异，最终必然会导致学校之间的不平衡。
储朝晖认为，从整体上来说，评价、管理、整体的生态这三个关键的问题正是中国教育需要啃的“硬骨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