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近年来，高校教师因性骚扰被公开举报的事件，在媒体上接连被报道，每次都能引发舆论热潮。从制度设计上，为了有效预防和制止性骚扰事件发生，我们的高校应该从哪些方面进行改革？这些成为值得关注和研究的问题。
资料图
高校性骚扰问题引发社会关注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信息传播的速度和广度空前提高。每次高校出现性骚扰事件都会成为各种传播媒体的焦点。
“性问题本身就是热点，加上一些高校的社会认可度问题，这两个问题叠加在一起，就会导致热点话题。但依据实证数据，高校并不是性问题最高发的地方。”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表示。
浙江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郦菁认为，高校性骚扰问题频频被曝光，并引发社会舆论和媒体的关注，这恰好是媒体和公共空间的关注度提高的表现，这是好事，但同时也会造成误解，认为高校性骚扰事件越来越多了，但现实中数据却并不是这样的。
之所以高校性骚扰事件会引发公众特别关注，郦菁认为，这与女性受教育程度、在职业中的发展前景、参与公共空间的意愿等上升因素有关，这些因素必然导致性别意识和相关议题的上升。
此外，郦菁还认为，“高校教师作为一种专门职业，公众对其有很高的道德期待，出了问题自然受到更多批评。”
单纯禁止师生恋不能扼制高校性骚扰
因为高校性骚扰事件屡屡受到关注，也引起高校相应部门的重视。近年来，以不同形式，公开反对师生恋的国内高校现在不在少数。有的高校要求教师签定自律承诺；有的高校在相关的行为规范和规章制度中，直接不准与学生谈恋爱或超出正常的师生关系，否则就卷铺盖走人，全面封杀“师生恋”。这些报道也引发公众、教育和法律行业人士的争议。
郦菁就认为，禁止师生恋应当要明确写入所谓的“教师行为规范”中。但是，应该加上很多限制条件。比如，师生在多大范围内的利益相关性；或者禁止的时效性。
“一方面要在制度设计上保证公平公正，另一方面，具体的情境要具体判定。制度首要的作用，是防止权力被‘系统性’滥用。”郦菁解释。
华东理工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秦涛则认为，通常来说高校教师和学生都是成年人，是不是恋爱、是不是有性关系，都是一名成年人的合法权利。公民只要不侵害其他人的合法权利，只要不破坏公序良俗，不违背职业道德，当然可以自由恋爱。
但是，秦涛认为，回到出现校园性骚扰的根源上，核心问题是禁止教师学术权力的滥用，所以要严格和明确定义师生关系。
“导师和学生有职务关系就不可以恋爱。反之，学校教师和学生没有职务关系，自然也就没法滥用权力，只要不违反法律，恋不恋爱是人家的自由。”秦涛表示。
储朝晖则认为，高校师生恋的问题，应该由同行规范，而不能由行政管理部门解决。只是在目前国内的公立大学中，行业组织被边缘化，没有决定教师奖罚的权力，于是出现真空，才导致出了问题没有人管。这才是问题积累和延时发现的原因。
应对高校性骚扰需要制度性建设
高校出现性骚扰事件后 ，我们发现，总是学校宣传部应对、学院系主任被要求表态、学术委员会发表言论如此流程，问题就在于，在应对高校性骚扰事件，从预防到处理，在国内高校中都缺乏完善和有效的机制建设。
借鉴他山之石，秦涛介绍，在美国，一些大学的实际做法是，一旦女学生向学校举报受到导师性骚扰，该学校必须立案。根据被骚扰学生的陈述及相关证据，学校会组成由律师、人力部门、教师纪律部门的人员的听证会，与被举报教师进行面谈。该教师可以要求由其雇佣的律师陪同。此外，有的美国大学还会专门成立机构处理学生的性骚扰报告或投诉，比如爱荷华的大学性行为不端应对协调办公室。
因此，秦涛认为，建立应对高校性骚扰的规范性制度和程序尤其重要。他解释，“任何纠纷的处理，应当有其程序正义追求。所以从一个被骚扰学生的申诉的提起，到听证会成员的构成，到最后裁判组织的人选，都应该有章可循，也应该有其合法性基础。不能随意组织一个机构，进行无规则的调查。因为这件事一旦确定，轻辄对双方的名誉造成重大损害，重则导致教师丢工作，学生丢学籍。不论是不是受过专业训练的人，他们对于事实的认定，以及惩罚规范的运用都需要规范的指导和约束。”
对于制度建设，郦菁认为，最主要的是要建立独立于院系行政体系和学工体系的申诉渠道。此外，我国高校的导师制度也必须改变。比如，美国实行的是导师委员会制度，至少有三个老师作为某位学生指导委员，国内一些高校对此也已经进行了一些改革和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