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作者：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 彭邦本
众所周知，中华文明很早就形成了多元一体的宏大格局，“元”即单元，指构成上述宏大格局的各组成部分，亦即并存于其时东亚大陆的许多区域或族群及其文化。这一多元一体格局在上古亦有一个起源、形成和早期发展的古老历程，三星堆文明，就是上述古老历程格局中的重要一元。
三星堆文明遗址上承新石器时代晚期地层，下与成都平原的金沙-十二桥遗址前后相继(其间在商周之际一度并存)，文化面貌和风格大体一致、脉络相续，因而应该完整地称为三星堆-金沙文明，是先秦时期位于我国大西南的早期文明共同体。学界通常亦将其与文献记载的蚕丛、柏灌、鱼凫、杜宇等先秦蜀地王朝相联系，习称古蜀王国，大体存续于商周时期，与其时并存的中原和其它一些区域文明体一样，很早就逐渐以多元格局共同构成了秦汉以降大一统中华文明洪流的众多源头，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地位和学术研究价值。
据古代蜀地本土文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先秦古蜀王国地域曾经相当广辽，其地“东接于巴，南接于越，北与秦分，西奄峨嶓”，亦即在四川盆地内大体以涪江一线与巴国分界，西边已经深入川西高原，北边抵达秦岭，南边已邻接后世中越边界，地域相当辽阔，族群众多。该书其后又详述杜宇王国时期的疆域“以褒斜为前门，熊耳、灵关为后户，玉垒、峨眉为城郭，江、潜、绵、洛为池泽，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这显然是一个地域辽阔、跨生业和生态区的政治文明共同体，亦即以杜宇氏甚至更早的鱼凫氏王朝为共主的邦国族群联盟。这个描述与考古发现揭示的三星堆古蜀文明辐射范围大体能够形成宏观互证。三星堆古都的城址面积约3.6平方公里，而都城所在的整个遗址面积已达12平方公里以上，均为其时东亚大陆一流的规模，足以显示其作为长江上游和大西南地区文明中心的重要地位。三星堆遗址祭祀区出土的大量珍贵文物亦揭示，古蜀王国统治者拥有巨量财富，同样充分显示其聚敛范围实即其治下的疆域族群的既广且众。下面谨结合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略作分析讨论。
汉代班固《汉书·地理志》指出：
巴、蜀、广汉本南夷，秦并以为郡。
此说是有根据的，更早的《战国策·秦策一》记秦惠王与大臣司马错、张仪等讨论伐蜀事宜及统一天下战略时，就明确指出：
夫蜀，西僻之国，而戎狄之长也。
可见在先秦时期，作为大西南地区邦国族群联盟共主的巴和蜀，都属于华夏视野中的西南夷。
西汉著名历史学家司马迁奉汉武帝之命，亲赴大西南实地考察后写成的《史记·西南夷列传》中，把西南地区的先民大体分为三类：一是“皆魋结、耕田，有邑聚”的农耕定居族群；二是“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的游牧族群；三是介于前二者之间，“其俗或土著，或移徙”的半农半牧族群。
无独有偶，揆诸三星堆遗址出土的众多青铜人像的发式(包括冠冕等发饰)，可谓与之若合符节。
古代所谓“魋结”，即用簪或笄把头发固定在头顶，形成锥(椎)形发髻。这是典型的农耕族群的发式或发饰，应为俗语所谓“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定居生产生活方式使然，否则至少对生产很不方便。此类发饰在三星堆遗址中颇为引人瞩目，如2号祭祀坑出土的著名青铜大立人像，被许多学者推定为集政教权威于一身的蜀王，其冠冕发式，就是此类椎结定居的农耕族群的典型体现，堪称其豪华版。农业在农耕文明时代长期属于先进的生产生活方式，因而这类族群在地理、生业上明显具有优势，而其铜像群中青铜大立人像的突出地位，亦恰好反映其居于君临四方的统治身份。前引文献中的“江、潜、绵、洛”一带，正是成都平原为主的古蜀王国核心区，加上所谓池泽云云，正是考古揭示的成都平原自宝墩文化以来即作为稻作生业、生态区的历史反映。
《华阳国志》中“西奄峨嶓”、“汶山为畜牧”的记载，和太史公笔下的“随畜迁徙、毋常处”的“编发”(被发)者，反映的则是川滇西部海拔较高地带的游牧族群的发式，同样在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出土人神头像中有众多反映。这些以游牧为主要生业的族群或邦国，其生业经济尤其产品单调而不能充分自足，必须要依傍农业族群提供相对完整的生活资料和资源。他们恰好对应着三星堆-金沙遗址出土的编发金石人像，属于重要与盟邦国或族群，但与共主的关系可能相对疏远游离，甚至经常可能叛、服无定，反映了早期邦国联盟的不稳定性。
介于定居农耕和游牧族群之间的，是半农半牧族群。他们或者游牧和游耕，或甚至以定居农耕的同时经营畜牧，史籍中称之为“产牧”生业，多半游动范围不大。在从事农耕生产时至少需要临时性地固定头发，因而在三星堆青铜人像中就有盘发的发式和形象。川滇西部正好位于著名的胡焕庸线旁，和著名考古学家童恩正画出的半月形文化传播带上，地处横断山区及其附近，地形地貌和气候条件复杂多样，因而也正好是多种生业的族群杂处的生态过渡性地带，与出土资料和文献记载提供的历史信息正好相符。
由上可见，三星堆古蜀王国是上古中国大西南地区地域辽阔、族群支系众多、生业方式多元多样的早期文明共同体。作为上古大西南地区规模颇大、几乎整合一方的区域文明共同体，在中国早期文明进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
三星堆文明不仅拥有重要的地位，而且特点非常鲜明。近年来三星堆的重大考古发现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从学界封闭的象牙塔大步跨进广大公众视野，相当扯人眼球，除了其重大学术价值和媒体的大力宣传外，无疑也与其形象独特多样的大量青铜造像、金玉器皿和珍贵象牙本身琳琅满目、瑰丽多姿、极具神采的观赏价值分不开。在一个时期以来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之中，像三星堆、金沙这样既非常重要、又非常好看，观赏之余又每每激发观者无穷推测想象的个案确实不很多。这无疑构成了三星堆文明引人瞩目的特质特色。
对此还是以三星堆青铜人像的发式或发饰出发，对之略加讨论。如1986年出土的一件体型不大的青铜人像，其发型整体呈现额发后梳、后发前卷之势，相当奇特神妙，即使今天看来亦颇具“前卫”风采，反映了三星堆先民审美艺术穿越古今的永恒魅力。
又如今年公布的另外三件青铜人像的发型，则以束发而成的发髻冲天而起、极尽高耸为近乎奇怪的鲜明特点，而且三者的造型似乎又各有所不同，不禁令人遐想或猜测其蕴含的政教涵义。
除开人物发饰等造型以外，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中大量动植物造型亦非常精美，如其大大小小的青铜神树，以及各类飞禽等动物的造型，往往都形象美轮美奂而蕴涵政教深意。与三星堆一脉相生的金沙遗址出土的极为精美、动感十足的“太阳神鸟”金箔，已经成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标志。而三星堆长达143厘米的金杖，也与其后金沙遗址出土的金冠带图像，从内涵到形式可谓形神相承，金杖身上的纹饰包括头戴王冠的蜀王人像，和钩喙鱼鹰背负戳入鱼身之羽箭展翅飞翔的图案。据研究，戴冠者可能正是蜀王鱼凫氏形象，而金杖应是其王权的神圣象征。
商周青铜器系统以鼎、簋等形体庄重的礼器为突出特点，三星堆青铜器则以大量人(神)造像最引人注目，后者以人为本(原型)、栩栩如生的形象，似乎更具有一种“文艺范儿”，应为后世巴蜀文化崇文尚艺风格特质的源头活水。总之，凡是参观过三星堆遗址或其博物馆的朋友，都不难获得一个深刻印象，这是一个风格独特、个性鲜明的早期区域文明。
不仅如此，种种迹象表明，以三星堆和金沙遗址为代表的古蜀作为上古区域文明，其政治整合的文明发展进程，也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级的程度。例如，由于“沉睡三千年”，年湮代远，三星堆文明长期不为秦汉以后的世人所知，以至蜀地现存最早的本土史籍《蜀王本纪》亦视古蜀文明如洪荒，甚至断言其“未有礼乐”。但是，三星堆-金沙的考古发现彻底刷新了人们的认识，其礼制文明的水平应已经相当高，而且以蜀王作为共主，建立起一整套统一秩序规范体系，表现出跨邦国族群的强大整合力度。如前引三星堆2号祭祀坑出土的蜀王铜像，身高172厘米，底座高90厘米，通高262厘米，既是蜀地邦国族群联盟的共主，又明显出自椎结簪发的农耕族群，是迄今为止举世最高的出土青铜人像。而在与三星堆相隔不过三四十公里的金沙遗址，则出土了一件十几厘米高的小型青铜人像，其造型风格和极富于特征的手势等礼容仪态，与三星堆大立人像如出一辙，但脑后却拖着长长的三条辫子，与大立人椎结簪发的特征迥然相对，显然出自编发族群。分别出自三星堆和金沙的大小铜人发饰相异而礼容仪态相同，形象生动地反映，在疆域广辽、横跨族群和生业生态区的古蜀王国，已经具有相当统一性规约的一整套礼制文明，其政教整合水平已颇高，这与三星堆-金沙遗址及其大量珍贵文物所揭示的灿烂的青铜文明是一致的。
须要指出的是，源远流长的古蜀文明不仅有非常鲜明的风格特色，而且与商周为代表的中华上古文明存在深刻的关系，很早就接受了中原文化和文明的影响，并且长期存在互动联系，是中华早期文明多元互动、趋于一体的宏阔进程中的一元。《史记·五帝本纪》记载：
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氏之女，是为嫘祖。嫘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嚣，是为青阳，青阳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僕，生高阳，高阳有圣德焉。
“若水”即川西高原上著名的雅砻江，在今攀枝花市境内汇入金沙江；而青阳所降居之“江水”，则指岷江是三星堆和金沙遗址代表的古蜀文明的母亲河，因而唐朝司马贞《索隐》才径谓“蜀有此二水也”。其实，关于黄帝二子“青阳降居江水，昌意降居若水”之说并非司马迁的原创，实源出先秦典籍《世本》和《大戴礼记》，其文字甚至基本照抄自后者的《五帝德》及《帝系姓》。近年来在岷江上游等地发现的马家窑文化和庙底沟文化的彩陶，从宏观历史进程印证了这一传说，揭示了距今5000年左右，黄帝族群的两个重要支系从黄河流域辗转迁徙蜀地、构成了古蜀先民来源之一的信息。史前以至商周时期，源自黄河流域等巴蜀域外的蜀地族群当然不止上述两个支系，但因为以成都平原为核心区域的古蜀王国僻处大西南，因而在以后由于长期远离于中原文化而成为夷狄之邦。这就说明，东周尤其战国时期华夏国家视野中的所谓“戎狄之长”的古蜀国族，实与华夏又有着极为古老的渊源关系，可谓同源异流，并在先秦时期又与中原国家长期存在过互动联系，从而与华夏文明可谓血脉相通，长期存在深刻的内在关系，以至《史记·三代世表》记载，其散在川滇交界地区的后裔直至汉代仍然号称“黄帝后世”。
古蜀文明中来自中原的文化因素，在蜀地考古资料中还可以看到很多。其显著者如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陶盉，明显来自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而三星堆-金沙遗址的大量玉璋，其源头也显然在二里头文化以至更早的陕北神木石峁等黄河流域龙山文化时期的遗址。尤其是三星堆“祭祀坑”中出土的青铜礼器尊、罍、盘及其器型纹饰，乃是典型的商周青铜文化载体。至于三星堆遗址精美绝伦的兽面铜牌饰，类似的发现亦见于河南偃师二里头、甘肃天水，以二里头的最早，其次为天水出土者，三星堆的最晚，学者据此推测天水地区可能是连接中原与四川地区文化交流的纽带。此说显然符合上古文明进程的史实。与上述中原文化对古蜀的影响传播相对，三星堆-金沙文化也在其延续发展进程中不断向四面传播辐射，其中东边已逾峡江地区，北面也越过陕南抵达秦岭渭水之际，说明文化的互动影响通常都是相互的。不过从长时段总体历程而言，以中原为核心的华夏对古蜀文明的影响明显呈现主导地位，尤其是上述尊罍盘、铜牌饰和牙璋等以青铜等贵重原料制作的金玉礼器，作为华夏政治文明上层建筑的精英文化器物，是政教互动融合乃至传播渗透的物化坚证，强烈地揭示了上述主导地位，预示着三星堆古蜀文明与华夏文明互动的日渐强化和加深，必将导致二者融为一体的历史趋势，成为接踵而至的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由东亚大陆地理历史条件决定的中华早期文明历史进程的必然结果。(彭邦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