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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莺在利用盲文点显器读教材。（资料照片）
早晨7时醒来，阳光零散地打在窗边，24岁的视障者黄莺能感受到，这是一天中光明的开始。
屋里弥漫着面条的香味，父母为一家人的早餐忙碌起来。黄莺收拾完，带上盲杖，背起电脑出门。实习的路走了两个月，如今她已经再熟悉不过了。步行两分钟，小区门口小摊上鸡蛋灌饼的味道飘过来，门房中年大叔会和她打招呼，提醒她过马路小心一些。
到了公交车站，她知道发动机声音刺耳又杂乱的不是18路公交车，那种“轰隆隆”的像无数小零件整齐又利落地运转的声音响起，一团体型庞大的黑影缓缓地占据整个视野的时候，她会问司机“是18路吗？”司机们对她也再熟悉不过了，到她下车那站总习惯性地回头提醒她一声。
当盲杖触到路面光滑的地下通道口，走下三段15个台阶，再绕进小区楼，听到一个打水器的音乐声时，社工实习单位到了。
黄莺像其他人一样，坐在工位上，打开电脑，手指灵活地在键盘上跳跃，社区文件资料一项项地被录入。这个时候，她觉得自己不再是“被照顾的盲人女孩”，而是大四实习生黄莺。“别人觉得我惨，可在我心里，和大家是一样的”。
这个出生在宁夏银川的姑娘，两岁因一场意外高烧眼睛致盲。上了学前班，虽看不清黑板、书本，靠着记性好，听老师读几遍照样可以把课本背得滚瓜烂熟。有老师向她父母建议，送她去盲校。
一家人心里憋着一股劲儿。6岁，黄莺被送去宁夏特殊教育学校学习。初中毕业后，在宁夏找不到盲人高中，辗转到青岛，考入青岛盲校普通高中部。
在初中同学刘佳敏的印象里，黄莺从小就逼着自己独立。她成绩好，跳了级，一下课，总围在老师身边提问，听懂了，再给其他同学解答，“讲多少遍都不怕烦”。而在人后，她会为了一道不会做的数学题哭鼻子。
高三班主任李青还记得她和同学一起策划组织了“盲校好声音”，主演的微电影《唐山大地震》在校园电影节获得了一等奖，还获得过青岛市“三好学生”的称号。班主任看得出，她有股子倔劲儿，“总听她说，想要上大学，想要有更多机会走出盲人按摩这一既定命运”。
可未来像他们的眼睛一样只能透进一丝光亮。到了高二，可供选择的大学少之又少，专业被圈在针灸推拿或是钢琴调率。
“那时候，可真绝望。我就想，上了大学就去旁听，要不想办法拿到双学位”。她从心底里排斥着给盲人钉死的命运轨道，拧着一股劲儿地朝着普通人的轨迹向前走。
也许命运总是垂青坚持的人。2014年，教育部首次发文允许盲人参加普通高考，与普通学生一样走应试通道。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教育部第一次印制盲文试卷。那丝明亮像是突然透过放大镜，阳光照亮了所有的路。
这是第一届盲人参加普通高考，没有教材，市面上也没配套辅导资料，老师把题目逐一念出来，她和两个同学用盲文记下来，做题，再读给老师听，再讲解；有时想象不出立体几何，老师找来粉笔、三角板搭出来，让她伸手去摸、去想象；一道题目常常就讲上一节课；为加快速度，她用脑门和鼻梁的凹陷处抵着笔杆移动，在板子上刻出凹凸盲点，额头红了也不在意，因为这样写字快、力气大。
2015年，她以高出当年宁夏理科一本线的成绩，考入武汉理工大学社会工作专业，成为全国首位通过普通高考进入211重点大学的视障学生。“迈出第一步，走出视障者身份带来的既定命运”，黄莺感觉到前所未有的兴奋。
融入普通大学的她，有时候也跟自己较劲儿。到了大学，怕拿着盲杖不好看，她小心翼翼地在校园里走着，会不小心撞到路边的自行车，磕到石桩摔倒；有许多记者来采访，她紧张又乖巧地应付着，心里怕被当作榜样，被同学疏远；上课，老师敲着黑板讲“这个加这个等于这个”，她坐在下面糊里糊涂地听到下课。
日子还得乐观地走下去。她知道，与“盲”和解，是成长必须打开的一个心结。“我可以在方式上特殊化，但不能因为看不见降低自己的学习生活标准”。
黄莺接受学校联系的机构，在校园训练独立出行；一个人大着胆子，独自往返15公里以外的校区参加演讲活动；每堂课她都坐在第一排，可还是看不见板书，就与研究生志愿者一起补习，摘抄了近300页盲文笔记；一场考试，老师读试卷、自己抄题目，再读答案，再写。有同学曾发现，可能因为摸盲文时间太长了，她的手指头经常红红的。
也曾有人好心劝她，既然有按摩这种能让视障者生活得不错的方式，为什么要跳出来，和普通人一样。
“我没什么办法改变他们的想法，那就做出来让他们看吧。”
生命在她成长的每一道关口似乎都多上了一道枷锁，可她却罕见地乐观。
一次用手机约车，站在路边，她跟司机说，“我眼睛看不见，麻烦您按喇叭示意一下”。司机说就是打双闪的那个车。“可我看不见”。司机解释，“就是路边停的白色的车呀”。她会把这些当笑话讲给室友听，常让室友乐得捧腹大笑。
她也努力地在有限空间里像普通大学生一样独立。武汉一所盲校曾邀请她去演讲，她拄着盲杖，坐了十几站公交车，走错好几段路，好在安全、准时到了那里。
曾有同学看到她一个人在校园打印文件，挺担心的，发信息询问她的好友杨蕊嘉。其实在杨蕊嘉眼中，黄莺和其他室友在生活上没什么两样。
连续3年，她在班级综合测评第一，获得国家励志奖学金、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标兵”、湖北省“最美新生标兵”等荣誉。
2017年，她以项目负责人的身份申报了国家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留守儿童行为偏差的调查研究——以十堰市竹山县为例”。为做好项目，她和另外两个同学查看了近千篇文献资料。
别人用鼠标只需要几秒钟就能完成的下载操作，她需要用键盘上下键，从网页的第一个按钮开始查找，摸索上一两分钟甚至更久。最难的是，论文大多是Pdf版本，读屏软件识别不出，只能先转化成其他格式。运气不好的时候，300多页的文献格式转到一半死机了，得从头再来。
项目成员王颢瑾从没听黄莺抱怨过。王颢瑾偶然发现她的鞋子总是湿的，一问才知道，因为看不见，黄莺老踩进水坑，污水浸透鞋子，冬天里双脚冻得冰冷。
2018年年初，项目成功结题。成员每人都发表一篇论文。她的论文《Reseacher in Influencing Factors of Rural Children's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in China》被SEIEM2017录用。而学院每年能申报成功的国家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团队不到3个。
“首先不能把自己先吓倒。”黄莺相信，“人总得有个长远的目标，可能现在看起来实现不了，但未来总会有机遇帮助你实现。”她觉得自己挺幸运的。
团委老师鼓励她上台演讲，帮助更多人推开心灵的窗户。
她的故事慢慢从班级传到全校，她站到湖北省“百生讲坛”的舞台上，在各大高校开讲。演讲开始，全场安静下来，“上学路上会被迎面跑来的人撞倒；提着开水瓶磕在台阶上，烫出满手水泡；想象不出几何图形，坐在教室里急得直掉眼泪……”，求学的故事平滑而缓慢从她口中讲述。
“真佩服你，没想到这么优秀的人就在我们身边”。讲完后，一群同学围过来要和她合照。
朋友告诉她，台下数以百计的大学生们一个个红了眼圈。
有同学看到，当掌声从四面八方传过来的时候，黄莺自信而坚定地站在焦点中央，眼里似乎有很多人没有的光。
登台次数多了，黄莺一度怀疑“每次都讲同样的内容，到底有没有价值？”一个校园小插曲打消了她的疑虑。一次大雨，黄莺拄着盲杖急匆匆地赶往教室，路过的女同学过来扶她。在路上，女同学说起本来有不顺心的事情，可是看到她走路都艰难还坚持去学习，自己的事儿一下子就想通了。
2017年8月，她和视障同学王澍一起办了公众号，取名“盲着看看”，记录视障者坐公交车、经历春运的各种故事。
他们有强烈的想法，“让更多人了解视障者的世界，展示真实的视障者生活”。
每周一篇推文，两人轮流写，利用读屏软件逐字检查，让朋友帮忙查找配图。王澍惊讶地发现，朋友圈里的老师、同学会主动分享他们的文章。也有一次，推送了盲人教钢琴的文章，后台有留言，以后有机会请他们来工作。在盲人出行逛街的推文下，还有盲友开心回复：我也曾一个人用盲杖从苏州逛到台北和马来西亚去听偶像的演唱会，出行越多，经验越多，胆子越大，去的地方越来越远啦！
实习路上，她听见公交司机和他同事说起她的故事，说视障者也可以一个人坐公交车，也可以用手机，读大学跟普通人是一样的。黄莺心里美滋滋的，“慢慢做呗，通过一点点小事来改变大家对视障者的看法。”
未来，她想鼓励更多的视障朋友在公众号上发声，讲述他们的平凡生活，这里没有自强自立典范，也没有无法独立生活的累赘，有的只是普通人的生活。
黄莺在微信公众号上配上了一张白色猫咪的图案，她写道：“不愿背负标签，不愿活成榜样，只希望成为自己喜欢的样子。”
2019年元旦前夜，她作了个大胆的决定，去大连，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第二天，一个人坐上飞机，叫上大连的朋友看了海洋馆，去海边散步。海风吹乱了女孩子们的头发，她开心地笑着，似乎也在别人眼中看到了一个自由任性的姑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