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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草场街小学的学生在观看网络安全知识展板。新华社发
暑期生活中，很多孩子“手不离机”。牛国梁摄/光明图片
截至2020年3月，我国手机网民规模为8.97亿。黄杰显摄/光明图片
张海波（左）正在教学生合理使用手机。资料图片
媒介素养相关教材。资料图片
9月15日，四川省内江市东兴初级中学学生正在阅读网络安全宣传资料。兰自涛摄/光明图片
编者按
9月14日至20日是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随着我国青少年的触网年龄不断降低，他们能否健康、安全、文明上网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共青团中央维护青少年权益部、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5月13日联合发布的《2019年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研究报告》显示，32.9%的小学生网民在学龄前就开始使用互联网。在新媒体时代，媒介素养，即使用、解读、评价各种媒介信息所需要的知识、技巧和能力，尤为重要。当下青少年的媒介使用面临哪些困扰？背后有哪些深层次问题值得关注？又该如何提升青少年的媒介素养？针对上述问题，记者进行了深入调查。
“一名初中生的家长曾焦急地给我打电话求助，说孩子因为沉迷追星，与家长产生冲突，绝食抗议，还拒绝沟通。”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特级教师丘小云在教学中发现，因过度沉浸社交媒体使用，手机依赖、饭圈追星、亲子关系紧张、宅家、厌学等现象不同程度地出现在青少年中。
学习、娱乐、社交，当下青少年的生活场景，几乎都要与新媒体发生联系。随着新媒体在青少年生活中的渗透力越来越强，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参与，青少年的网络身份早已发生变化。当前正处于学校“复学”阶段，提高青少年的媒介素养及“信息生存”能力变得更加紧迫。
1.身陷社交媒体包围，青少年面临哪些风险
沉迷与轻信
“两战”高三的小吴，已经是第三次卸载某社交应用了。“一玩起来，不知不觉一天就过去了。每天沉迷在粉丝互动、明星打榜里，荒废了一年，高考也失利了，今年复读期间一定要管住自己。”山东济南一所高中的学生小吴袒露心声。“一用就沉迷，不用又跟不上潮流”“要想不看，只能卸载”，不少青少年的社交媒体使用在极端中游走。
同时，更多的短视频、小游戏等社交应用在抢夺青少年受众的注意力。山西长治学院副教授郭旭魁和兰州大学讲师马萍对山西省晋中、长治和运城3个城市9所中小学学生的调查问卷显示，城市中小学生90%以上都会手机上网、会使用微信、微博等社交应用，其中62.1%的甚至会制作短视频。“好玩、搞笑”“同学都知道这个梗，我也想了解”“酷炫的片段、奇特的效果”……问到为什么喜欢短视频等社交媒体时，很多中小学生这样回答。
被社交媒体包围的青少年，他们对媒介信息的认知怎么样？“微信朋友圈的消息是真的，可以相信”“短视频里的内容是现实生活中真实发生的”“点击率越高的网站，内容质量也一定越好”，这些问题，有35.9%、59.2%、55.4%的中小学生分别选择了认可的选项。中小学生缺少社会经验和认知能力，很多把社交媒介的信息、内容认为是真实发生的，随意转发和分享。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中国当代青少年网络素养调查报告》显示，有接近六成的青少年没有掌握使用网络工具来甄别网络信息真伪的技能。
“抗流感药物奥司他韦、利巴韦林能预防病毒”“北京、广州、深圳、杭州、成都将封城”“武汉红十字会售卖山东寿光捐赠的蔬菜”……对于已经步入社会、价值观处于形成关键期的大学生来说，分辨谣言的能力怎么样？西南大学团委副书记于涛带领的课题组今年2月针对全国45所高校19850名大学生的调研显示，这些在今年新冠肺炎疫情中的谣言，12.8%的大学生表示自己或身边的同学转发过，还有8.3%的大学生表示自己或身边的同学发布过不当疫情言论。
网络暴力低龄化
“连哭都这么恶心”“现实生活中肯定也是小三”。热播剧《三十而已》中“林有有”角色的扮演者被观众骂哭，“一切来得太快，完全超乎我的预想”。同样在几个月前，诗人北岛在社交媒体上发了一首自己的诗歌，没想到却引来了围攻，有的网友甚至用网络缩写对其进行辱骂。北岛在评论区回复：“这是讨论诗的平台，但不应使用语言的暴力。我从此关闭诗和诗的评论区。”
北岛和林有有的扮演者，他们遭遇的正是在部分青少年网民中流行的“祖安文化”。
以随意“问候”亲人生死、无意义对骂狂欢的“祖安文化”，正在青少年中“流行”起来。“祖安”一词源于某网游同名服务区，该区游戏玩家以爱说脏话、擅长骂人著称，“祖安”逐渐演变成讲脏话骂人的代名词，后又依托B站等亚文化网络平台“出圈”。不少未成年人以“祖安男孩”“祖安女孩”自居，他们在社交媒体的娱乐、游戏、直播栏目，进行对骂、互撕，还寻求“创新、犀利、朗朗上口”。
这种网络对骂还从虚拟社区倒灌进青少年的现实交往中，甚至被病态追捧和模仿。江苏南京某初中的一名学生说：“班里很多同学平时交流时都互相用脏话，在班级微信群里有的人也会一连发送几十条污言秽语。”有的学生不以为然：“我们同学都觉得没什么，如果不会说，显得我很不合群，说脏话说得有新意也是一种‘酷’。而且我是在网上发的，又没有在现实中真的骂人。”
青少年正陷入遭遇网络暴力和参与网络暴力的双重身份中。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组织编写的《社会蓝皮书：2019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中的数据显示，28.89%的青少年在上网过程中遇到过暴力辱骂，其中，暴力辱骂以“网络嘲笑和讽刺”及“辱骂或者用带有侮辱性的词语”居多。68.48%的青少年遭遇暴力辱骂信息的场景是社交软件，其次是网络社区，比例为55.3%；而在短视频和新闻留言上遇到暴力辱骂信息的比例分别为30.66%和30.16%。
“新媒体对青少年日常生活的渗透性和嵌入性非常强，他们很难区分社交媒体中公共空间和私人生活的界限，对于秩序、场景、规范的认识不清，易引发人肉搜索、网络暴力等问题。”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王斌说。
遭遇网络侵害
除了网络暴力，青少年还在遭遇其他网络安全风险。一名初中教师反映，有学生曾因为在社交软件上发布个人隐私被勒索，不敢告诉家长，只能找老师和同学帮忙解决。中国青少年新媒体协会、清华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沈阳团队联合发布的《青少年互联网平台参与风险研究报告》显示，青少年参与社交平台遭遇的网络违法侵害风险中，网络诈骗占比高达46.67%。
青少年对于新鲜事物的学习能力极强，而及时便捷的社交媒体恰好为其提供了自我表达、情绪宣泄的空间，他们对社交媒体的使用如鱼得水，随时随地与人交流和分享个人生活，却容易忽视其中潜藏的安全问题。中国社科院的调查显示，青少年应对网络风险的能力相对较弱，45%的青少年在注册账号时不太关注用户协议，对自己的权利和义务不太了解。
“新媒介赋权青少年自主学习、表达、交往的能力，但是与媒介技术的发展和带来的影响相比，青少年对媒介及信息的认识和辨别能力还存在很多不足，整体来看，我国青少年的媒介素养亟待提升。”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教授、传媒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张开说。
2.风险背后，这些深层原因亟待重视
青少年焦虑与数字代沟
看到青少年毫无顾忌地在网上发出一堆带着脏话的弹幕、评论、跟帖，很多人不禁问，这些青少年到底怎么了？
“很多青少年处于叛逆期，寻求猎奇、新鲜，为排解社交焦虑，他们积极地在社交媒体平台参与群体交往，容易形成小圈子的意见、情绪极化，引发群体谩骂、煽动对立等。”中国政法大学光明新闻传播学院助理教授滕乐说。沉迷虚拟社交，现实社交的缺失，也让当下的青少年们，更容易被误导，不自知地陷入群体意见极化。
而很多家长对此无所适从。“疫情期间，孩子一直在上网课，花在手机和电脑上的时间变多了，但我不知道她在网上除了学习还干些什么。”北京朝阳区的刘女士说。
“数字代沟”已经在不少青少年和家长之间显现出来。广州市少年宫广州青少年网络安全及媒介素养教育研究基地负责人张海波调研发现，10~14岁的学生与父母在社交媒体平台中互为好友并互动的比例只有3.7%，有53.1%的孩子曾因为上网问题与家长争论过。不少家长对于新媒介的敏感度、熟悉度都不如孩子，很难了解和引导孩子的网络行为，有的甚至想通过一禁了之来解决。
不良信息充斥社交平台
家长们的担心不无道理，进入社交平台的青少年，成为各种不良信息争夺的对象。调查中发现，目前社交媒体平台的内容推送包含大量低俗、色情、猎奇的信息。比如，在手机QQ的“看点”栏目中，既有打着色情擦边球、语言的视频、段子，也有一些迷信、恐怖、低俗网络小说推荐。在B站等视频网站中，有很多国外电影片段，以“伦理电影”“未删减”“大呼过瘾”等为题，内容很多包含性暗示的镜头。这些都增加了青少年接触不良信息的概率。
不少社交平台通过设置“青少年模式”来防止低龄用户过度沉迷和接触低俗信息。效果怎么样？新浪微博的青少年模式这样介绍：“精选了教育类、益智类的内容进行推荐，并对不适宜青少年的内容进行了过滤。”然而打开手机微博，开启青少年模式，虽然可看内容少了许多，但是在“你可能感兴趣”的推荐中，最显眼的依然是“某某明星粉丝群”。
调查发现，青少年模式尚未覆盖所有社交平台，而已有的青少年模式也沦为虚设。如有的社交平台，青少年模式下用户“无法进行充值打赏、购买兑换、弹幕评论、视频直播等操作”，但一些可通过其他账号，如微信、QQ等直接登录，部分游戏还可直接充值消费。打开搜索软件，“短视频平台青少年模式如何破解”的帖子随处可见。
不仅如此，青少年还成为社交平台资本的“猎物”。以“八组、兔区、爆料、吃瓜”等为名称的各种账号，为追逐流量，对公众人物嘲讽、隐私爆料、编纂假消息等，诱导青少年关注低俗内容，煽动青少年对骂。在这些账号发布的消息下，青少年粉丝之间使用“没见过你这样的垃圾”等极端用语，随处可见。这些账号都分属不同的网红经纪公司，通过发布各种来源不清、价值观低俗的娱乐内容，来吸引青少年受众流量，诱导青少年参与网络炒作，实现营销变现。
加强社交平台监管还需加大力度。2016年10月，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了关于《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但此条例目前尚未通过实施。关于未成年人网络使用引导和保护的法律法规，散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等中。
媒介素养教育缺失
我国的媒介素养教育还存在不少问题。目前中小学媒介素养教育实践面临师资严重短缺、课程不可持续、社会认知度不足三大问题。比如北京黑芝麻胡同小学从2008年—2011年与中国传媒大学合作开展了三年的媒介素养教育课程实验，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因为合作结束、负责人更换等原因无法继续。很多中小学媒介素养课程挂靠在课题项目之下，一旦课题结项，将无法继续开展课程实践。很多中小学教师缺少基本的媒介素养知识，无法开设基本的课程。
青少年媒介素养教育，还处于小范围探索的阶段。尽管一些有新闻传播专业的高校，如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浙江传媒学院等，开设了可供全校学生选修的媒介素养课程，而更多的高校并未开设相关课程。调查显示，只有9.8%的大学生表示学校开设过相关课程，有67.8%的表示没有接受过媒介素养相关课程教育。山东财经大学毕业的牟同学说：“在校期间没有上过媒介素养相关课程，对于虚假信息和谣言的分辨主要依靠个人常识。”还有的高校在“信息技能”“数字技术”等课程中捎带涉及媒介使用等内容，但存在不充分、不全面的问题。目前高校关于媒介素养的教学尚未形成专门性、系统性和持续性的培养机制。
3.提升青少年媒介素养，需各方发挥合力
“就像道路上行驶的汽车一样，不能把交通事故的责任都归在驾驶者身上，还要依靠交规、交警等多方管理的合力。”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部教授张艳秋认为，青少年媒介素养的提升，需要监管部门、社交平台、学校教育、家庭等共同努力。
加强对网络侵权行为的立法和监管。专家建议，应进一步加强对“人肉搜索”及网络暴露未成年人隐私等行为的惩处力度，增设网络暴力应负刑事责任的相关规定。对网络行为进行严格的年龄限制，社交平台、游戏产品中的内容，是否涉及暴力、血腥，是否含有粗俗对话等，应进行严格审核。同时，应加强自媒体监管，出台更多细化的政策法规来规范无序竞争，培育良好健康的网络环境。
引导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价值观、网络观、社交理念。主流媒体应坚守“把关人”作用，更多地发挥环境守望等社会功能。针对突发事件，媒体要加强对“网络爆料”等信源的核实、求证，把握报道内容的准确、客观，注重报道的专业性、科学性、平衡性，避免碎片化、无序化的报道，为青少年媒介素养提供有力引导。
社交平台管理部门应要求“网红”、娱乐明星做好良性示范。针对不良追星、互相攻击谩骂的饭圈行为，加强监管和引导，如定期筛查粉丝聚集的论坛平台，针对一些经常散布网络暴力言论的网络群体，要进行封号、溯源，将网络暴力遏止在萌芽状态。
切实加强青少年媒介素养教育。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媒体学院执行院长漆亚林认为，应在国家教育政策设计层面就青少年媒介素养教育予以保障，以提升国民素质高度来加强青少年媒介素养教育。调查中发现，目前各地有一些中小学和高校已经进行了媒介素养教育探索。如广州市少年宫探索出媒介素养融入式发展的模式，将媒介素养教育与学校的各学科、校园社团活动、少先队活动、家校互动相融合等。2013年，推出了面向学生、家长、教师的《媒介素养》小学生用书、亲子读本、教师用书系列教材。2017年，《媒介素养》（小学生用书）教材被列入广东省地方课程教材目录，成为国内首套进入省级地方课程体系的媒介素养教材。
也有不少高校积极开展青少年媒介素养教育实践探索。浙江传媒学院副院长姚争介绍，该校先后在浙江、四川、甘肃等地区的15所中小学建立了媒介素养教育实践基地，有近千人次大学生参与支教，接受课程教育的中小学生达万余人次。西南大学将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融入学校第一课堂、第二课堂，开设媒介素养相关必修课、选修课，还通过媒介素养竞赛、网络文化节、青媒论坛等形式，让学生在“润物无声”中提高媒介素养。同时，联动政府部门、新闻媒体、互联网企业等开展访问交流、实习实训等，拓展大学生媒介素养实践锻炼平台。而上述的媒介素养教育探索中面临的师资不足、可持续性堪忧等问题，亟待通过教育长期规划来解决。
把家庭、社会力量纳入青少年媒介素养发展之中。张开认为，应通过社区教育、家校联动等方式提高家长对于媒介素养的认知。父母、老师应倾听青少年在媒介使用中的困惑和面临的问题，以更平等、理性、创新的方式，成为青少年科学、健康使用媒介的助力者。（本报记者 马姗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