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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恒，二级教授、经济学博士、博士生导师。河南省优秀青年社科专家、河南省高校社科优秀学者、河南省“四个一批”人才，入选河南省“百优人才工程”和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2015-2017年被中央统战部聘为“党外知识分子建言献策信息员”，2018年入选首批“河南社科名家”。
主要研究方向为发展经济学，博士学位论文《基于FDI的产业集群研究》获得2006年度华中科技大学优秀博士论文奖和第三届张培刚优秀博士论文奖。主持承担3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项全国教育规划重点项目和1项教育部高校人文社科重点基地重大课题。出版个人学术专著5部，合著2部，其中《外资与产业集群作用下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粮食主产区建设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河南省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研究》均获得河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我的为学》
我生在河南唐河县一个偏僻的小乡村，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家庭，但我在小时候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都认为自己是出生于书香门第，因为我的父亲是小学教师，而且，我爷爷会讲很多古老的故事，爷爷的家里还有很多的书，这些书上的字多是竖排的繁体字，很难认，我拿来读时就需要不断地问他，爷爷这时就会给我讲这些书里的故事，无外乎《西厢记》《四郞探母》之类的，后来长大了就知道了，这些书其实就是戏剧的剧本。
村头就是一所小学，但是学生并不多，而且只有三个年级，学生读到四年级时还得到五里外的大队部的学校去读。而且也不是所有的村都有学校，这里的人们不习惯于把孩子送去上学，他们很小就割草放羊了，所以一个年级也就十三四个学生那样，老师也少，全校也就四个老师，一个年级一个老师，既当班主任，又教语文，又教数学，是典型的全能老师。除了校长是公办老师外，其余的都是民办老师，父亲就是这三个民办老师中的一个。我小时候身体弱，总是生病，就跟着父亲到学校去，父亲上课时就把我放在他办公室，有时还抱着我去上课。我六岁那一年，妈说：“干脆让恒也上学吧。”于是我就上学了，其实对于我，这上学也没有什么新鲜感了，还是在父亲的课堂上，无非是需要和其它学生一样占个座位，得按时上堂下课，而要读的语文数学，在这之前都读过很多遍了。
因此我的成绩很好，基本上是勇夺第一的那种气概。学习好了，自然就喜欢上学，每天准时背着书包上下学，上下学路上自然也免不了放开喉咙唱戏段子，我的声音很嘹亮，多数时候唱的是老包：铡美案、下陈州，也有诸葛亮的唱段，四千岁你莫要羞愧难当……那时候农民家里都是没有钟表的来看时间的，以至于隔壁的胡姐这时总是笑着说：“该做饭了。看小恒都唱着戏回来了，学生娃都放学了！”
升中学的时候按照村里的传统，基本上都是要去隔壁赵中铺中学读初中的，但那年我们的从公社调来的李德堂校长硬要我们去参加全公社统一的升学考试，说只有参加全公社统一的升学考试才有可能升入社中去读书，而如果能够到社中去读书将来考北大清华就有很大希望了。在我们这些连县城都没有去过的农村孩子心里，北大清华基本上是没有多少概念的，但校长说的话肯定没有错，于是大家便都在校长的安排下报了名，集体到公社去参加统一的考试。
从小学到公社有七公里的路程，就当时的交通条件而言几乎就是远行了，但那时是怎么去的，在哪里考试，考了什么题等的现在都记忆模糊了。唯一有记忆的是，一大早要去学校集合集体去考试，妈早早起来给我做了一碗平时难得一吃的面糊，我吃完后背上书包高高兴兴的赶去学校，大家正在排队的时候，却看见妈远远的在操场边赶来喊我，手中拿一块压酥饼给我。我当时很是惊奇，因为只有过年这样的时候才会有点心吃。妈说我早上吃的面糊还剩下一点她就吃了，发现糊过了有点苦，怕我嘴里难受影响考试，所以带压酥饼赶来给我吃。多年后有一次给妈再说起这事，她想一想却说记不起来了，然而说起我升初中的事情她却记得很清楚，一再地感谢说李德堂老师是个好老师，学校多少年都没有公办老师愿意在农村待，他带着学生们去公社考初中，这才有我后来到社中读书，才有后来考上大学脱离农村困苦的生活。
实际上，当时小学毕业的时候我们班上就只剩下七、八个学生了，到公社参加升初中考试后我是唯一考上社中的，但我自己内心是极不愿意去公社读初中的，因为我的同学们都在很近的赵中铺中学读书，每天都能回家，而我却要一个人到很远的公社去读书，一个星期才能回家一趟。虽然内心不情愿，但父亲还是借了一辆自行车把我送到了社中。我在初中的班主任是个头发花白的老头，教语文，记得第一次上夜自习时——这是我第一次上夜自习，班主任老师带着我们读了第一课——
《天上的街市》
远远的街灯明了
好像闪着无数的明星
天上的明星现了
好像是点着无数的街灯
……
夜自习后回住处的路上，昏黄的路灯下面是平整的水泥路，路边的水渠里水波粼粼，这是和我以前生活的农村完全不同的景象。但我仍然想念没有路灯和水泥路面的农村的家，想念父母，所以每天白天上课，夜自习回住处的路上就偷偷掉泪。现在想来，人生最多的就是别离，但每有别离就必有收获，子女与父母的第一次别离多半是因为教育，别离虽然带来伤感，但别离更带来改变，教育使人获得知识，当一个人获得越多的知识，他就会离自己原来的生活越远。我们现在整天忙于自己的工作生活，和父母是聚少离多，每每回家总是匆匆，即使坐在父母身边，耐着性子听父母絮叨他们的生活，会发现自己远离的已经不仅是父母，也有自己过去的不再回来的生活。
回想自己读书上学的路，是一个从村落和乡镇的藩篱之地向省市国家的广阔世界融入的道路，越往外走，遇到更多更优秀的人，在与这些优秀人们同行和交往中，既是发现自己不足的过程，也是促进自己学习提升的过程。社中是我们桐寨铺公社唯一的重点中学，学生是从全公社选拔出来的尖子生，大家之前都是各自学校的优秀学生，但优秀学生聚在一起必然会区分出优秀的、良好的和较差的。到初中后我的学习一度很吃力，因为突然开设一门如天书般的英语课，成绩下降得很厉害，再加上年龄小，离家远，慢慢地就生出辍学回家割草放羊的念头了，当时我三哥在赵中铺中学读初二，也是成绩不好，于是俩人一商量就决定卷被窝回家了。父亲虽然当过民办老师，但脾气温和，我俩先向父亲摊牌，父亲劝说一通后见我们仍然坚持就无法可施了。但晚上妈回来听说后却是二话不说，拿起棍棒就是一通痛揍，这在记忆中是我人生中唯一的一次挨打，妈打完我们也是心疼地哭。妈不识字，不愿意我们也一辈子吃不识字的苦，无论她怎样干活吃苦都要供我们上学，这以后我就再也没有动过退学的念头。父母生了我们五个，大哥二哥和我都考上了大学，吃上了商品粮，在当时的体制下算是挤过了农村通往城市的独木桥。
1988年高考，我考取了河南大学，被地理教育专业录取。在那个通迅极不发达的时代，报志愿、查分、看录取通知等等都是要到学校去的，似火的七月，三哥骑着家里那辆老旧的延河牌自行车带着我，每周两次跑十公里外的学校去看结果，每次路上，他都要问：“你估计会录到那个学校？”我都老老实实的回答：“不知道！”是的，没有考生能够预知自己被哪个大学录取，他们能做的只有等待，等待高考这个伟大的体制给予每一个渴求通过自我努力学习改变命运的人以恩泽，而我是这个群体中的一个。
开学报到那天，父亲送我颠簸一天到开封，看到火车站前紫色缎面烫金大字的河南大学校旗巍然飘展，刷了巨大校名的校车川流运送家长和新生，心里陡升无限自豪！从河南大学南大门通往大礼堂广场的长长的道路两旁，挤满了欢迎新生的摊点，有聪明的老生在兜售生活用品，用调羹敲着搪瓷碗吆喝：“最后一个铁饭碗了快来买……”因为根据当时最新政策，1992年将是最后一届国家包分配毕业生，那我们就是那拨赶上了末班车的幸运儿。
我的确是一个幸运儿，虽然生在农村，但我们那个村子竟然有一所小学，这可以认为是我走上学术道路所具备的最初始的条件，这样我就多了一条除去割草放羊之外可选择的读书道路。在我更为幸运的是，我有一个意志坚定的母亲，她虽然自己不识字，但她深知不识字的苦，她虽然不知道读书能够得到什么，但她知道读书能够摆脱什么！我现在的教学研究工作是她所不能理解的，但想想我们这个时代的多少事项都是早前的时代所不能理解的，而正是每一代人在做上一代人未能理解的事业，才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
二
但直到读完大学，我仍然没有系统思考自己的人生道路。我读的是师范专业，又是国家包分配的时代，基本上是哪里来回哪里去，毕业后回家乡做一个高中地理老师是一眼能够看得见的归宿。然而大三那一年，随着国家基础教育改革，地理科目在高考中被取消，就业危机感一下子充斥了整个地学楼，精明的同学就开始复习考研，而我则成为了一颗沙粒被挟持进了这股洪流，当时的考研资料非常匮乏，复习的苦辣酸甜自不必述，每天熬夜到两点使很多同学都快得了魔怔，但我坚持了下来。我报考了华东师范大学区域地理专业并幸运地收到了复试通知书，在准备复试的那些日子里，虽然高兴，但也紧张。当时教我们《世界经济地理》的李小建老师刚从澳大利亚留学回来，学富五车，风度翩翩，上课斜挎一个大大的帆布包，喜欢讲授学术前沿。我便跑去请教他，李老师建议我除认真读书本之外，一定要读些学术文章，有一些学术思考，因为读研究生将来是要做学术研究的。我便跑去泡图书馆，读文章，做笔记，受《经济地理学导论》中对于产业布局区域差异理论的启发，构思了一个有关废品回收加工利用区域分布的研究题目，还写了很长的论文，又跑去找李老师请教，他也不厌其烦地给出评论意见。复试的时候我把工整抄好的文稿带上，想给导师们表现一下自己的学术研究潜质，但面试组长汤建中教授接过去扫了一眼就放在一边了，却问了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到现在我都记忆深刻，他问：美国波音公司开发的最新机型是什么？我一下就卡壳了。
看似毫不相关的问题蕴含简单的哲理，善意提醒我们学术研究更要有开阔视野和广泛知识涉猎。实际上，问这样问题的直接原因是教授发现了我的紧张，他为了缓和气氛，便出一道答了加分不答不扣分的附加题。后来我自己也做导师了，在面试答辩这种容易引发学生紧张的场合，我都会找一些轻松话题来穿插一下。一次，一个从南昌来的考生在硕士招考面试时紧张了，我就插了一个简单问题，我问他：你从南昌来，那请问南昌大桥桥头是一对什么雕塑？他竟然也卡壳了！
我读硕士的研究方向是中外乡村地域比较，我的硕士导师黄威义教授是著名的乡村区域地理专家，性情温和，民主豁达。每次学习中有问题去找他，他总是先问：你觉得怎么解决合适？然后再根据我的疑惑给出指导意见，一进校门，导师便给了我一个看似简单实则重要的任务，搜集整理欧美乡村经济和乡村转型的资料，这一任务养成了我以后的研究习惯，即研究未行，资料先备。当时没有现在这么便利的电子资源和电子贮存手段，几乎全靠查寻、复印、抄录、摘剪，好在研究所慷慨地给我们每个研究生都发放了复印卡，可以在图书馆免费复印文献，一年下来就订了厚厚几大本。当时研究所主办的《世界地理研究》创刊不久，编辑部主任蔡太源老师就找我“约稿”：“听你导师说你积累了很丰富的文献资料，能不能给咱们的杂志写一篇稿子啊。”我听了那真是受宠若惊，内心做学术研究的自得感爆发出来，这一次我一口气写了一万多字的稿子，厚厚一叠子稿纸。兴冲冲拿给蔡老师一看，蔡老师看后笑了，告诉我文章不是资料汇编，还要有中心有总结，这样我又去修改，从字数上来看是压缩到了八千多字，但内容基本是重写的了。但就这样，蔡老师仍然提建议说，写国别区域研究的文章不用过多地体现作者主观评论，应该由读者自己去判断其价值。就像铁匠打了一把刀，只需介绍用的什么钢有多利，至于买刀的人怎么去用就不是铁匠的任务了。我恍然大悟，虽然不舍但仍狠心把后半段删掉了。这篇发表在1994年第1期《世界地理研究》的“法国自然农业的悄然兴起”虽然简单稚嫩，但它不单是我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也教给我一个重要的道理，做学术研究要的是客观真实，不是过于掺加个人主观臆断的结论。
研究生毕业后我回到母校河南大学任教，由于教育部专业调整，区域地理和区域经济合并后并入经济学院，我就跟着专业进入了经济学院。当时的高校管理体制正处于大变动大调整时期，院、系并存，院系分拆、合并、再造以及院系更名如春秋战国般变幻无穷。河南大学经济系只有一个本科专业，但老师更少，全院教职员工仅17名，一人承担多门课、每人每学期承担新课成为常态，教研室主任把我们四个人招集到一块拿着课表“分课”，根据我的专业方向望文生义，于是《世界经济概论》《国际贸易》《发展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就一股脑推给我了。
亚当·斯密曾经说过，职业分化是分工的结果而非起因，我深以为然！几年教学磨炼下来，到报考博士时我就开始以我任教的课程作为标准来甄选学校和专业了。读了几十所名校的招生简章后发现，我的教学经历几乎就是为了备考华中科技大学西方经济学的国际经济方向的。美丽的华中科技大学校园风光迤逦，学术氛围浓厚，张培刚先生的《农业与工业化》巨著是发展经济学的奠基之作，华科校园也是他作为建校基建办主任的呕心杰作，这使华科也成为了发展经济学的学术高地。在华科读书的三年，是我最为放松而又紧张充实的三年，虽然仍然是宿舍、食堂和图书馆的三点一线，苦读的日子不觉得苦，反倒是度假般享受。读文献，听学术报告，参加组会讨论，逛网上论坛……脑子里各种思索从无片刻止歇。那段时期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正处于合纵连横的复杂时期，不论是现实运行还是理论研究均成果丰富但观点迥异，所有人都在关注这一区域合作发展的前途命运并撰文研究，我也拟定了多个选题在思考，但总难以明确。一天晚饭后在校园走路，走过报栏时停下来浏览新闻，在《参考消息》上看到一则对日本首相密集出访东亚国家的评论文章时，忽然意识到，就日本而言，其在东亚区域一体化合作前景模糊下，可能在谋求以与各国签订双边FTAs的形式来实现自身的区域最大化价值，从而破坏区域合作的整体利益。我脑子中灵光一闪，就立即回宿舍构思写作。那是一个周末，本来我和一个在武汉大学读博士后的同事已经约好第二天的火车一起回开封，我把火车票退掉，决定留在学校写文章。我用了六天时间写出了“东亚区域合作：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网还是区域经济一体化？”把文章投给《当代亚太》，很短时间就收到了编辑部老师的采稿电话，当时满足的心情难以言表，不单是在顶级期刊发表文章的喜悦，更重要的是自己的内心感悟得到了老朋友般的赞许和肯定。学术研究是一种累积的结果，所谓处处留心即学问，心有所思，文有所成。
回顾这二十年的学术道路，总有一些人和事，或其行为吸引了我深入思考，或其批评提醒了我认真琢磨，或其鼓励明晰了我自我认知，他们或是我观察研究的对象，或是偶遇之后说了再见的同行，这些良师益友是我学术研究这部电影中的真实主角，而我，则是那个播报画外音的人。
三
为什么要做学问，我在很长时间里是不清楚的，或者说没有认真去思考过这样的问题。现在想来，我觉得自己所选的路，是与自己读的书有关。宋太宗言：开卷有益。塞万提斯也说：读什么书，成什么人。我在自己博士论文的致谢里写道：感谢我所引用文献的所有的学者，他们的研究使我认识到学术研究是如何引人入胜。所以最后，我想谈谈自己的读书。
我喜欢读书，实际上，我小的时候家里是有书看的，就是爷爷的那些繁体字写的剧本，虽然故事有些老旧，繁体字有些难啃，但记住了不少故事，像《白蛇传》、《武家坡》、《四郞探母》等等，后来再在其它地方读到、听到或看到这些故事演绎的时候就会在心底唤起记忆——爷爷对他的书珍贵得很，每天看的书晚上要还回去，有时去借爷爷还不给，说是等长大了再给你读，但等我长大后，他的那些书我也没有兴趣了。
我自己拥有的第一本课外书是一本连环画，《三打白骨精》。一天正在写作业，村里来了货郞担，不知道什么原因父亲去买了这本连环画给我，因为家里穷，遇到要买东西时是很难要到钱的，所以对这本连环画到现在都记忆深刻。是很夸张的漫画笔法，悟空的脸都尖成逗号了。以至于很长时间我认为连环画都应该是这种画风的，直到有一次大哥又买回来一本电影剧照版的《冰山上的来客》，我几乎看不懂，实际是不能接受这种写实的表达。
我真正拥有的书却是《岳飞传》，读小学的时候，刘兰芳在中央台播评书，红遍大江南北，后院三爷爷家有一台无线电收音机，每天一放学，来不及回家就忙着往三爷爷家跑，因为十二点正开播，半个小时播一集，去晚了就只有“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了。然后就崇拜上了岳飞，幻想自己要是也有一杆银枪、胯下白龙驹，驰骋疆场，快意恩仇该多好！银枪家里是没有的，就把锄草的锄头拿来，卸了把，和小朋友在打谷场里冲杀一通，过一回当武将的瘾。二哥那年考上了河南省棉麻学校，我就给他说想要一本《岳飞传》，二哥答应了。他开学走后，每次来信，我都赶着问父亲，二哥的信里有没有说小说给我买过了？那是一个很长很期待的学期，二哥回来的时候竟然给我带回了小说，上下册两本，黑色封皮，封面上的三个白色的行草大字：岳飞传，还有一个简笔的岳飞画像。
这套书我现在还记得后来被我翻烂的样子，但后来丢到那里去了却无法再想。读硕士期间，图书馆一楼有个向外开的小房间，间或有特价书出售，一次我看到一本市场经济分析的小册子——《看得见的手：市场经济中的政府职能》，售5块钱，但我一个月只有九十块的硕士生活补贴，犹豫不决。图书员看我犹豫，就介绍说这其实是一套书中的一本，如果我喜欢，可以50块把整套十四本书卖给我。我更加犹豫了，我的爱人是我的大学同学，她毕业后回家乡的地方高中任教，工资是150块钱，她每个月从工资里省出来50块钱，为省下通过邮局汇款的2块钱的邮递费，总是夹在信里寄给我。我最终还是花50块钱把整套书买下了，这套市场经济学普及丛书可以说开启了一个和我大学时读的经济学完全不同的领域，成为我经济学知识来源的重要契机。
我自己1995年硕士毕业当老师，上课任务量巨大，在接到排课任务后为了备课基本上没有休过星期天，那时候参考书有限，又没有现在这样的网络资源，只有跑书店，每次到北京、上海、郑州出差，总要挤出时间去泡书店。那时工资又低，为了选择是买这本书还是那本书往往要在书店比较半天。我每次上课时都要把涉及的参考书搬到课堂上去，在讲课桌上厚厚地摆成一摞，在讲授课本中的知识点时，我会给学生们详细指出这些补充知识在哪本参考书的哪一章中。一天正上课间，学校督导组的老师来查课，他指着我摆在课桌上的书惊讶的问：你上课能用这么多书吗？我老实回答，我带这么多书到课堂上，是为了告诉学生补充知识的出处。他翻看了我参考书中的批注和标记，对我认真的备课和负责态度大加称赞。
现在的图书资源是异常丰富了，汗牛充栋这个成语的创造一定是为了现在使用的，而且网上书店检索功能强大，浑不似当时需要去泡书店，但想在浩如烟海的书库里找寻到真正有价值的书并不是容易的事，同时也难再有发现一本好书的那种难以言表的激动和兴奋了。2004年我读博士的时候写过一篇旧文，表达过淘书的心情，我想把它贴在这里，作为我这篇文章的注脚：
《流连在光谷书城》
开题一结束，同学们就作鸟兽散了。我请室友再迟后两天回去，这样我们就可以结伴去逛书店，他也正在犹豫中，听我这一说，应了下来。
接下来的两天，我们几乎逛遍了武昌大小的财经书店，当然得到诸多惊喜，淘到了不少的好书，最后决定以汉口图书城和近在咫尺的光谷书城作为此行的注脚，然而计划的这一天却被其它的事耽搁了，室友坐早上的火车回去了，而我也已经订了回家的车票，只有留待下次来了。
然而离离开还有时间，我决定自己去光谷书城。
书城在光谷大厦的地下一层，远看光谷大厦像极了三角钢琴撑开的琴盖，你或可认为就是巨大贝壳光滑的边缘，但我把它理解为翻开的线装书隆开的其中一半，在以前并没有这样的奇妙比喻，而生出这样想法的是去书城拐过路口瞄见它时的瞬间情绪。
书城虽在地下一层，但入口却宽且阔，下面的灯光从入口处映出来，灯火通明。向下的阶梯平缓地延伸，走在上面，无端的想起中华世纪坛前缓而长的台阶，其下是长长的青铜甬道，在如时间缓缓平流的水面下镌刻着中华五千年的灿烂历史……而书城的阶梯下则是一开阔的巨型大厅，所有的是书，是书的海洋，人文精神的家园。
最近入口处是精品推介，我跨过它们直接到达人文社科区，书架整齐地排列，在柜上的书或高或低地并着，所有的书都按类别摆放，所有的排放似是刻意，也看似随意，却都以厚重给你以冲击，这种冲击是缓而平的，但却不容抗拒，也没有抗拒的意识，只有弥漫，一种自精神底处的共鸣升起来，一切都溶在了一起，分不清彼此，你在书的世界里，书将你团团包围……
伸一根手指，在书脊上缓缓滑过，似是有韵律在心中升起，每一个书名都是一个音符，在心灵深处跳动，不时地抽出一本来览阅，一个又一个著者的名字无声的与你交流，尔后他们又回去，重立于案间，和我一起领略这无声又和谐的演奏。
很多书我都已经有了，然而再见一眼仍是朋友般的亲切，不自知地抽出来，再看看前言后记，译者评介，在掌心轻摩，有一些则是平淡，只一眼略过而已，还有一些新的书，细细地看了著者序，看了目次，领略了其意图，或重将其放入书柜，或夹于腋下，一切以兴致使然……
诺大的书城并没有很多人，一两个老者在健康区如我这般沉浸的倘佯，三两个小青年则端一本书在文学区边上的长椅上深读，间有工作人员轻手轻脚地走过，扶正有些倾斜的书，轻轻地翻动和轻轻地摆放，都是只有书才能有的独特声音。
也有音乐，音箱不知藏在哪个角落，但声音传得很清，且轻，且低，且柔，如知识一般洞穿而来，飘入耳鼓，引人如痴。
是Bolton的一支：SaidIloveyoubutIlied，略带点沙的声音，发自心底的倾诉：
Youarethecandleloveistheflame
Afirethatburnsthroughwindandrain
Shineyoulightonthisheartofminetilltheendoftime
Youcametomelikethedawnthroughthenight
Justshininglikethesun
Outofmydreamsandintomylife
Youaretheone
youaretheone
……
真实与虚幻，精神与眼前，都在这里交织，外面一定是华灯已上，车水马龙了吧。可是我置身于这书海中，浑忘了这一切，只有书，还有音乐。
终于要走了，但仍心有不舍地沿着边上走着，眼睛在最外一排滑行，突然一本书吸引了我，是森的《以自由看待发展》，在其它书店也有见到这本书，每次都因为带的钱不够支付过于贪婪的采购而有一些书不得不暂缓购买。被誉为“经济学的良心”的森生于印度，他在这本书中提出“自由是发展的首要目的，自由也是促进发展的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段”。森的名字：Amartya（阿玛蒂亚）来源于诗人泰戈尔，意为另一个世界：other-worldly。泰戈尔有一首诗描述了类似的这么一个彼岸世界：
在那里，心是无畏的，头也抬得高昂
在那里，知识是自由的
在那里，世界还没有被狭小的家园的墙隔成片断
在那里，话是从真理的深处说出
在那里，不懈的努力向着完美伸臂
在那里，理智的清泉还没有沉默在积雪的荒漠中
在那里，心灵是受你的指引，接近那不断放宽的思想与行为——
进入那自由的天国，我的父啊，让我的国家觉醒起来吧！（泰戈尔《吉檀迦利》诗35，冰心译）
让我的国家觉醒起来吧，多好，让我们也觉醒起来吧，而觉醒你需要的只有：书！
向外走时，大厅里仍回旋着Bolton的歌：
Somanyreasonsinsomanyways
Mylifehasjustbegun
Needyouforever
Ineedyoutostay
Youaretheone
youaretheone~~
是的，我的生命由你而始，我需要你永远和我在一起……